但是，世界上并不存在完全相同的两个事物，任何两个事物之间都存在差别，那么，应该如何判断进行比较的对象属于相同事物呢？这就要求我们对事物之间的差异进行抽象，根据所考量的关键内容，对事物的本质进行比较。

共和政体要比任何其他政体更加以这些品质的存在为先决条件。他问道：如果雅典政府里，含有这样一个安全阀，能防范人民自身激情中的暴政（the tyranny of their own passions），雅典人民该能逃脱多少劫难？民众自由亦不至于招来那么多的恶名，对同一批公民，今日下令鸩死，明日又树碑立传。

反过来，潜意识里把辩论当成一种斗争的手段，在辩论赛场、公共论坛上口诛笔伐。经验乃智慧之源乃是不分上智下愚均可承认的真理。任何商谈审议大会都有一个根本性的局限：一次我们只能倾听和理解一个讲演者。多数人组成的党派被一种共同的情感或利益所支配，个别人或少数人的意见就消亡了，就会形成公共意见统治的多数暴政。相反，如果政治冲突要维持非暴力、正常化和礼节化的状态，礼貌是最重要的。

因为，事实上，在所有意见都一致之处，是不可能形成意见的。⑤因此，美国政治体制权威结构的基础是利用一些决策安排，使得任何人，任何集团，都不是他、她或者他们属于自己的但影响他人利益的事务的最终决策者。见陈慈阳：《宪法规范性与宪政现实性》，台北翰芦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121页。

民主主义则把这种自律的拘束视为法的根本原理并予以展开。在公法领域，施密特基于统合理论提出人的形象论。人性尊严在形而上层面上，是作为一绝对价值而规范化为实定宪法秩序之外的根本规范，是人类历史的相对价值客观主义的妥当性之判断标准。然而，如何认识其存在？康德把人格尊严这个理性概念当作既与事实来肯定，认为其为纯粹实践理性的事实，即理性事实。

参见[日]芦部信喜：《宪法学Ⅰ宪法总论》，日本有斐阁1992年版，第47、219、32页。第二，由人性尊严导出正当法律程序。

[45]参见[德]亚图•考夫曼：《后现代法哲学——告别演讲》，米健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46-47页。如上所述，人性尊严即人格尊严，是理性事实、形而上事实，不能在感性世界的可能经验中被认识。因此，人的精神、理性、人格与人的冲动、感性、身体是人不可分的一体两面特性。丧失了实质性的合法性，就会失去政治信任，就会丧失政治权威的根基。

康德认为，人性之所以有尊严，是因为人是个道德人格，是个人格存在，是人与其它动物不同之所在，故人性尊严即是人格尊严。因此，基本法的人性观，是指平等自由之个人，在人格自由发展下，自由决定其生活方式、未来及行为。[43]综而言之，从人性尊严导出基本人权的自由原理及人民主权的民主原理，是立宪主义的基本推论，人性尊严是自由民主宪法上位规范的根本规范。[58]而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两大模式的具体内容亦应受正当法律程序原理的拘束。

因此，本文拟从哲学人类学的观点，把握国家义务的本质与理念，挖掘具有普遍妥当性[有效性]的绝对价值，并主张人性尊严这一绝对价值是国家义务存立的合法性根据、正当性基础、妥当性规范。对于胎儿的保护，是因为胎儿是人格的生长与完成的必要条件。

而将此二原理实定法化的宪法，即实定法化的超实定法，构成了宪法核心的根本规范，即在实定宪法之内的根本规范或宪法的宪法。[29]人性尊严是一最高理念，具有无限性，凡有定义即为有限，但我们可以把各种不同定义视为人性尊严此一理性事实的不同侧面、不同层次的阐述，借此来把握人性尊严的本质。

由后者，为保障基本人权又导出人民主权。康德通过在实践理性批判中所举关于人格尊严的实例论证了：人格尊严是存在的，存在于纯粹意识中，而不存在于感性世界中，故它是一个理性事实。[47]参见[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0-132、141页。综上所述，无论在日本或德国，传统的通说与判例大致以人格主义的观点诠释人性尊严，并导出人性尊严就是人格尊严的结论。在统合理论下，国家与宪法被理解为动态的，其根源基础是个人的存在，国家，终极而言……是基于构成成员经常更新的自由意志的同意，因此个人蕴涵着统合理论特有的人的形象。[15]关于人性尊严之人的保护对象即人性尊严主体问题，判例对应于上述学说，从人格存在的人到现实存在的人，从胎儿到死亡之人，均包括在内。

理性事实是不经感官触发而直接到达纯粹意识中的事实，即是形而上的事实。参见[日]芦部信喜：《宪法学Ⅱ人权总论》，株式会社有斐阁1994年版，第57页。

人的存在依然是精神的与身体的具体存在，从理想面看也是人格的存在，所以从人格的观点来看，尊严的主体不能随意加以限定，这是逻辑的必然。因此根本规范不但创设宪法，也是综合宪法秩序静态性与动态性的基础。

而清宫四郎起初认为人民主权主义、基本人权尊重主义与永久和平主义是宪法内的根本规范，后进一步主张此三原理的根源就是个人尊严，最后明确地将人性尊严视为根本规范。凯尔森的根本规范虽存在于宪法秩序之外，但日本学者清宫四郎提出宪法的宪法即根本规范的概念，认为宪法制订者的宪法制订行为，乃作为历史行为而存在于现实的行为。

在现代国家，人权之尊重与保障，需建立在健全的公共话语商谈机制和开放的公共论坛平台上，构建完善的国家义务体系，并切实履行之。[45]并从此导出具有普遍妥当性的绝对价值与价值秩序的存在。正当性的判断标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演变，即由历史判断、利益衡量，演变到人性尊严。对宪法制订者授予宪法制订权的法规范也是被认为系基于历史的意志行为……故将宪法的宪法[根本规范]视为实定的规范是妥当的。

[22]参见黄振华：《康德哲学论文集》，台北时英出版社1975年版，第365、369页。既然立宪主义的宪法在理念上必然是为人格尊严这一绝对价值所拘束的自由民主的宪法秩序。

[58]徐亚文：《程序正义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12页。德国格林姆也认为尊严最好能与具体的个人结合。

[49]另外，芦部信喜一方面认为人权保障的自由原理与人民主权的民主原理实定法化的宪法，即实定法化的超实定法构成宪法核心的根本规范，即在实定宪法之内的根本规范。不过，布劳德指出两者的不同：应当的都是正当的，但如果对我而言有几种可能的行为选择同样正当，在它们中间就没有一种是我应当做的。

②而夸克讲合法性的含义或基础时，称有三个需求，即被统治者的首肯是合法性的第一个要求，合法性的第二个需求涉及社会价值观念与社会认同，第三个需求则与法律的性质与作用相关联。但国家行政权的行使所可能造成对人权侵害的危险性亦日益凸显。[40]参见陈慈阳：《人权保障与权力制衡》，2001年自版，总经销台北神州文法工商专业主题书店，第83-93页。[49]参见[日]芦部信喜：《宪法学Ⅰ宪法总论》，日本有斐阁1992年版，第48-49页。

既然政治信任所体现出来的是法律对民众利益的保护。就积极意义而言，即是意志自律，即自我决定、立法，因此意志的自由就是意志依据道德令式而引发行动的一种特殊因果性，相对于自然的因果性，康德称其为自由的因果性，可见我们的道德主体本身具有实现道德律的能力。

[52]可将这些原则、要素归类为统治机构的民主原理。这也是对一种普遍利益的共识。

在行政程序法里，由上位法规范的正当法律程序，自我限定而具体化为受告知权、听证权、公正作为义务、说明理由义务等下位法规范的正当行政程序，以防止行政权扩张侵害人权，并积极地提高行政效率，创造人民福祉的极大化。宜乎汉斯·魏尔杰说，为了把握人的生存意义，我们必须肯定超越现实存在的当为义务的存在。